为深入挖掘运河文化内涵，拓宽运河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近日，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科研团队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2日A8）发表《历史视域下的大运河文化研究》专版系列文章，就近年来运河历史与文化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分别从隋唐大运河的区域社会影响、黄运生态演变及交织关系、大运河的历史价值、大运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角度进行深度辨析，由表及里，从微观到宏观，诠释了历史上大运河的形态与变化，及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为当下全面认识、了解和利用运河文化，传承运河精神提供历史借鉴。其中，徐艳芹、张熙勤《隋唐大运河塑造区域社会景观》以运河区域社会风貌变革为中心，阐明大运河是隋、唐两朝南北交通的水路要道，河流运输承载的物质文化丰富了沿岸州县的社会内容，运河区域旧有发展模式逐渐革新，都市风貌亦发生改变。隋唐大运河既是中古南北交流的有力保证，又见证了东西方政权的商业交往和文化交融。运河在实现南北沟通时，保留了南北景观之间的差异，达到了资源互补及特色发展的目的。这种水文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交互耦合效应，是周边城镇蓬勃发展的一大动力。

　　高元杰、朱年志《黄运两河“协同演化”的历史脉络》分时段叙述了黄河变迁及其与运河、周边自然、社会发展的联动关系：黄河北流时期，两河关系和谐，华北平原形成完善的水运网络，能够与南方的江淮水系相沟通；东流时期，黄河威胁山东境内的运河，但河南、河北境内的运河得到大发展，并成为隋唐大运河的河道基础；南流时期，黄河离开山东，京杭大运河得以成型，此后运河对黄河的影响愈加明显，治河以保运为首要目的；近代黄河北徙，漕粮海运后，运河失去了漕运这个统治者眼中的根本使命而逐渐淤塞荒废了。

　　郑民德、苏新红《中国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指明，中国大运河是古代社会的政治廊道，它打破了自然地理环境的阻隔，形成了完善的水运交通网络体系，扩大了漕粮、物资向政治中心及边防重地的聚集，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中国大运河是古代王朝的经济动脉，便捷的水路沟通全国各地，是重要的商业廊道与流通线路。借助大运河，沿线区域社会构建起了大型商业流通城市、中小商业市镇相互连通的市场网络体系，刺激了东部运河商业圈的形成；中国大运河是民族文化的摇篮，大运河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开拓创新等特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从历史时期看，大运河对于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商业繁荣、城镇崛起、文化交流等方面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罗衍军、周嘉《大运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为，中国大运河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民族在大运河区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具体表现在，大运河是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纽带，提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和各民族交融共兴的重要空间，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融汇、习俗信仰的互动，进而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文中还提出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推动运河研究的路径，如加强对大运河区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深入研究，强化对大运河区域民族生活实态的调研，深化学术界的交流协作等。

　　近年来，运河学研究院在学校党委和各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继续坚持基础研究与服务社会“两手抓”的科研目标和建院宗旨，积极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山东省运河文化研究基地”首批入选山东省社科理论重点研究基地；倾力打造的《中国大运河蓝皮书》、《中国大运河年鉴》、《运河学研究》（集刊）和“大运河文化数据平台”等四大学术品牌声名远播；承担并完成山东省发改委委托项目“山东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正式发布，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委托项目《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志》在中华书局顺利出版；山东社科智库沙龙重大调研报告结项成果获山东省委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本次同《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发表运河专题系列文章，是运河学研究院建院十年来深厚科研积淀的又一次绽放。今后，研究院将继续增进与其它运河城市的合作交流，利用好本地运河遗存的自然优势，不断挖掘运河历史文化资源，将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相结合，在运河学研究的悠悠长河中，乘风破浪，奋楫远航！

　　（审核 丁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