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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好:深耕晚清教案三十年 还原宗教入侵中国真相

作者:王黎 方婧 文章来源:校报 更新时间:2021-11-22

  2020年11月,因为脑卒中住院治疗,暂时回家中休息的赵树好老师,和妻子发生了一场“拉锯战”。妻子反复劝说赵老师再次住院治疗,赵老师却惦念着自己即将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坚持要先完成项目。妻子看着胳膊和腿还不能正常活动,也不能清晰讲话的赵老师,又着急又心疼,忍不住撂下一句重话:“是项目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赵老师拍着桌子,费力地说:“项目重要!不去!”

  

  病中手不释卷   课题时刻牵念

  让赵老师放不下的课题,就是2014年成功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教案赔款研究》。

  从2014年申报成功,到2018年退休,再到2019年形成《晚清教案赔款研究》初稿,这五年间,赵树好老师的研究卓有成效,出版了1本专著,发表了5篇学术论文。一向严谨认真的赵老师,也逐渐发现,研究越是深入,困难就越大,例如大量外文资料需要翻译和查证、赔款涉及到的各国币值需要换算与核对。

  完成初稿后,2019年冬天,他申请延期结项,准备去外地查询相关资料,请知名学者帮忙审读文稿、多提意见,计划用半年的时间来完善书稿,准备打造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精品力作。

  就在这时,一向身体健康的他突发脑卒中,所幸抢救及时,经过治疗脱离了危险期,亟待做进一步的康复治疗,原本的科研计划被迫中断了。

  从聊城到济南,不论在哪家医院,赵老师必然随身携带两件“法宝”:书、笔记本电脑。他被医生和护士评价为“最佳病号”,因为从来不叫苦怕疼,总是积极配合治疗。和其他病人不同,赵老师一有时间就看书。哪怕是在做完康复治疗,在妻子去打饭的间隙里,他也会就着病床旁边的床头柜,用左手打开电脑里的资料,或是翻看自己的书。在他看来,与书为伴就是幸福,读书就是休息。

  

  赵老师的学生孙永昌毕业后在淄博当中学教师,专程赶到医院去看望恩师,看到老师拖着病弱之躯还在坚持学术研究,又感动又难过,伏在病床边抱着老师失声痛哭。

  在医院辗转治疗了一年,面临结项的最后期限,赵老师非常珍惜自己的课题,坚决不肯再去医院治疗。这期间,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领导一直关切赵老师的身体健康,到赵老师家中探望过,也找到了准备接替他完成项目的青年教师。但是考虑到其他老师不了解项目进展,加之时间紧迫,赵老师还是决定自己来完成。

  

  罗衍军教授全程参与整理、校对和修改,妻子侯芬娥帮助整理结项所需材料,人文社会科学处周浩集负责与项目办沟通协调。在大家的帮助下,赵树好老师克服了各种困难,坚持在家工作了一个多月,终于在课题到期之前提交了结项申请。

  做人以中国情怀 治学用世界眼光

  “作者通过大量的原始资料,对教案赔款的缘起,赔款数量的变化,赔款类型的异同,以及赔款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可信的结论,对于认清列强通过教会对中国的侵略和渗透,给中国政府和官商士民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尤其是附录部分,作者梳理了近代中国教案赔款的具体状况,资料详尽,价值不菲。总体而言,该成果,用功颇勤,观点鲜明、资料丰富,达到课题结项的要求。”

  这是负责课题结项评审的历史学专家在同意项目结项时写下的。

  这个课题的成功结项,是赵树好致力晚清教案研究30多年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之前,他已经出版了《教案与晚清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晚清教案与社会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晚清教案交涉研究》(人民出版社)等一系列专著以及近60篇学术论文。

  

  一脉相承,却又不断深耕,他在这项教案赔款研究上,抽丝剥茧,梳理了340多起教案,研究涉及到的清政府赔款总额全部折算成白银超过6000多万两,时间跨度从1841年到1910年,研究时间长达70年,研究地域涵盖整个中国大地。这是在国内,也可以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展现了晚清教案赔款的全貌。

  “老赵研究晚清教案,研究了大半生,有人会问,这一个小问题值得研究那么久吗?他的研究是不断深入的,涉及到了大量外文资料,真真正正是世界眼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上,融汇了外交史、财政史、世界史,以历史学为基础,吸纳了社会学、宗教学……他是一个清醒理性、又具有爱国情怀的中国学者,他一直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中国情怀、世界眼光!”这是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心力教授对老同事的中肯评价。

  

  对于赵老师来说,教案是一个观察、研究、展现清末真实社会面目的切入口。他既在研究中展现了清末一些中国民众因为封建主义思想的毒害,制造和传播谣言等一些不理性的行为,也展现了外国传教士通过宗教来实现侵略意图的事实,更是在后期的研究中加入了国外相关史料,客观证实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通过教案赔款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历史真相。

  遍求天下名师 广搜海内外史料

  1986年,在山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导师胡滨教授、王守中教授把赵树好领入了教案研究领域。1992年,赵树好拜访并结识了山东大学教授、著名的义和团研究专家路遥,多年来不断向他请教晚清教案与义和团研究的相关问题,得到了热情的指导。他在《教案与晚清社会》一书的序言中,敬重地称呼路遥先生为“我的函授导师”。1995年,他结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程歗教授,1999年跟随程教授做访问学者。2003年,为了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已经具有正教授职称的赵树好,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拜入中国近现代史、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著名学者郑师渠教授的门下。

  

  赵老师自己设计的书橱

  从客厅和餐厅都能开门拿书

  遍访名师,是源于赵树好对自己学术研究的不满足,总想着突破自我的局限。在研究中遇到困难,赵老师还会以各种方式,虚心向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讨教。他的“函授老师”和文友,还包括南开大学的陈振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守常教授、北京大学的林华国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吴梓明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的安作璋教授,以及台湾著名教案史专家吕实强、戴晋新,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左藤公彦教授、日本学者八木哲郎等数十位学者。阅读海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与他们在学术会议上面对面交流,在电话和书信中探讨,学者之间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的学术火花,赵树好都珍之重之、集腋成裘,不断滋养和拓展自己的学术天地。

  一边提升自己的历史学研究水平,一边加强对清末教案的资料搜集和整理。赵树好立志要把教案研究涉及到的所有省份、所有国家都研究到,每一件史料都要查证、查实,要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年代久远,很多史实模糊不清,为了找到更多的史料互相参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写了一封诚恳的“求援信”,寄给素昧平生的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教授,请求张教授寄给自己大陆学术界缺少的研究资料。张教授读完这封恳切的来信,被赵老师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打动,也慷慨寄来台湾学者编撰的《教务教案档》,之后又陆续寄来近200册史学书籍。这些图书资料,都成为赵老师的“珍宝”,是他在后续研究中时常翻阅查询的工具书。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份对教案研究的“痴心”,也感染着赵老师身边的人。他遇到同事、学生,聊天的内容都是论文、课题,他外出开会,带给同事和学生的礼物,也都是重要的历史学工具书、或者是史学资料的光盘和复印件。只要是研究有需要,他自己多年来从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台北等地搜集的重要资料,都会无私提供给同事和学生参考。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记者问赵老师,随着课题圆满结项,是否研究也会告一段落?赵老师摇摇头,说出他对目前已完成的书稿的看法“不满意,要改!”改到自己满意,才会交付出版社正式出版。

  

  如今,赵老师的身体状况大大好转,除了锻炼康复,他还是按照生病之前的工作时间表,每天都坚持看书、改文章。唯一不同的是,如今的他右手带着复健设备,用左手翻书点击键盘。

  岁月如经,治学如纬,赵树好矢志不渝,像他的偶像袁隆平说的那样:做研究,乐在苦中。